加速燃烧的蜡烛 ——中国爱乐乐团二十年断想

2020年05月28日


在我以一个“资深”却赤子之心日益坚韧的“爱乐者”自居的时候,我人生最大的荣耀与幸运,是见证并亲历一支身边熟悉的交响乐团,从诞生到发展至今的峥嵘岁月,你会亲眼看到,它的轨迹是那么清晰,它的脚印更是扎实烁然。二十年,不长,也不短;它历经最好年华,收获应得硕果;它所给予这个世界、这个国度,不是空谷足音,而是“蝴蝶效应”;它凭空创造历史,大地兴楼宇,从起点到高点,用了不到十年;而从高点到行业引领,取燎原之势,赢全球威名,还是不到十年。

2000年中国爱乐乐团保利剧院演出

我们正在渡过的是另一个历史时刻,当这个世界前所未有地按下了“暂停键”,喧嚣被静音,人类停下了脚步,据说地球的运行日常因此也发生微妙的变化。音乐在高歌猛进的途中,一个硕大的、无限时长的“休止符”横亘眼前。今天——2020年5月25日,一个代表中国最高水平交响乐团诞生的日子,一个在十年前的这一天“过去进行时”般骄傲而畅快“盘点”第一个“十年”的日子,笃定在口罩和消毒液、忧戚与焦虑、深居简出与“线上云演奏”中“淡入”再“淡出”。

2001年演出威尔第《安魂曲》

2001年乐团与潘德列茨基合作

音乐表演史和音乐接受史上的重要群体——爱乐者,无不伴随自己心爱乐团之存在,而如雨后春笋,枝繁叶茂。新中国的爱乐者却是先天不足,营养匮乏,第一次遇到音乐,大多出于偶然邂逅,有唱片听或有现场看,更是小概率事件。曾经在很长时期里,最痴迷的爱乐者,最权威的音乐学者,也大多唯有望谱兴叹,这谱子也是曲目有限,抑或残落不全。万马齐喑的年代,音乐,特别是西方古典音乐,又能奈其何也。

历史总是在提醒我们,我辈适逢其时的最近四十年的发展如何如何,如若将文化与经济的配置关系放进来,我倒是以为,正好在最近二十年,就古典音乐而言,中国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其标志便是职业交响乐团终于浮出水面,以二十年前的中国爱乐乐团为肇始,深圳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杭州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后更名上海爱乐乐团)、西安交响乐团、苏州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中芭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贵阳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这一长串仍在增加的名单,意味着这些乐团所在的城市,从此“横空出世”了“音乐演出季”,换言之,这些城市的爱乐者从此拥有属于一个城市的音乐“有序”生活,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缔造这种“幸福”的“始作俑者”,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诞生的中国爱乐乐团。在它的影响、引领、协助下,紧随其后的乐团们有样学样,亦步亦趋,一时间,不仅演奏水平大幅度提升,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甚至布鲁克纳、马勒、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的交响曲全集也纷至沓来,在短时间内集中呈现。用我当时的话说,高速上马之后的“以演代练”,极大促进了中国乐团短期内的跨越式跃进。这里必须不能忽视来自于中国爱乐乐团制订的行业规则与艺术标准,它的“趋同性”过程,就是中国交响乐事业日益自觉、繁荣昌盛的过程。

 2003年奥尔夫《布兰诗歌》排练

我没有参加二十年前的“成立仪式”,但是乐团的两位创始人余隆和李南却与我颇有渊源。余隆1985年夏天和我在大连相识,那一年,他在上海由附中进入音乐学院本科,我重返北大读研,他留给我上海家里电话,我只能给他一个“历史系”通信地址,印象中似乎通过几封信。余隆后来成为古典音乐在中国的风云人物,所作所为令我激赏并羡慕,自然倍加关注。再次重逢已是1997年的北京,在中演张宇办公室,彼时他正为筹措北京国际音乐节而奔走。可惜等我能置喙建言的时候,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风生水起,一个新生”职业乐团“也呱呱落地。正是在2000年晚秋,我到三联《爱乐》主事,我想应该是天意让我赶上中国爱乐乐团”元年“。这一年秋天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虽然还没有这个新生乐团的亮相,但是音乐节在它诞生的第三个年头,突然扩容增速,规模暴涨,几乎是一夜之间拉近了和欧美著名品牌音乐节的距离。几个海内外重量级乐团轮番亮相,大型曲目耀眼登场,相信那一届音乐节的观众会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大开眼界,享受到原本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音乐节盛况。而我能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暗藏能量的巨人正在蓄势待发。本届音乐节的“铺张”,无疑为下一届音乐节即将闪亮“首秀”的中国爱乐乐团,搭建好真正国际化的高水准平台。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之于萨尔茨堡音乐节,柏林爱乐乐团之于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现改为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之于坦格伍德音乐节,欧洲室内乐团之于施泰尔马克音乐节、琉森音乐节日乐团(以马勒室内乐团为主干)之于琉森音乐节、马林斯基剧院乐团之于白夜音乐节……作为北京文化艺术“新名片”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它的“驻节乐团”已然呼之欲出。

青年时代的余隆与外公丁善德

中国爱乐乐团团长李南

中国爱乐乐团的诞生,还有另外一个“节点”,便是2000年12月16日“首演”音乐会,当时的激动与兴奋,都被我写入那篇热情洋溢的“乐评”——《向勃拉姆斯致敬的年轻一代》,刊发在《爱乐》2001年第一期。在“首演”之前的11月,乐团为环球音乐集团旗下DG唱片厂牌录音,我以记者身份几乎全程参与,不仅与团长李南攀上了“世交”(家父与其父乃1950年代战友,据说家父还曾于房屋倒塌之时冲进去救出其父),还专访了总制作人齐德·马克劳赫林。无论是排练还是正式录音,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欣欣向荣,那么充满未知的憧憬,我在全新的音响中嗅到了醉人的芬芳。
我第一次听余隆指挥瓦格纳,《唐豪瑟》序曲中“朝圣者圣咏”一层一层走向虔敬高亢之时,我热泪盈眶,情不自禁。这还不是最动人的记忆,二十年后仍然令我肃然动容并刻骨铭心的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勋伯格改编配器的勃拉姆斯《G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即便只是排练,只是不断中止的录音沟通,我却好像潜入勃拉姆斯与勋伯格的乐思迷宫,在苦寻来时路的未知惊奇中,享受浪漫主义从如日中天到落霞灿烂的任性娇憨与炫目恣肆。这首身世奇特的伟大交响乐无疑点燃并激活了初生乐团的争强好胜与上升之火,也无意中刻印上余隆热衷“改编并重新配器”的底色,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品味流露,也是日后我因兴趣相投,与中国作曲家里的奇葩、“改编配器大师”邹野惺惺相惜引为知己的“前世之因”。从此,管弦乐队版《G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在我心中,与中国爱乐乐团同生共情,再不分离。

从2000年12月16日“首演”音乐会,到第二年9月首个音乐季开幕,其间所谓“集训练兵”音乐会,我没有漏掉一场,包括“木管室内音乐会”。那个时候真是难忘的好时光啊!我甚至不想错过乐团在国图音乐厅的每一次排练,既亲身经历它的朝气蓬勃,日新月异,又眼见它以不可思议的魄力与灵气,一大步一大步地接近音乐意境的理想状态。那些可爱的年轻乐手们,一个个俊朗挺拔,神采奕奕,发自内在的热忱和和青春的狂喜陶醉,与他们的音乐一起感染着我们,催情着我们,激动着我们。被幸福充溢的日日夜夜,我薰薰然有一种“家人”的错觉,那美好年代的爱乐者、乐评人、记者、义务摄影师,与李南,与余隆,与阳光而热情的乐手,欢聚频繁,交流热烈,互动融洽,所有人都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音乐崭新时代的到来。

夏日的酷暑过后,一个凉爽的仲秋夜晚,我与一位远方友人,说笑着从天安门广场穿过。中国爱乐乐团史上第一个音乐季在保利剧院开幕后,即将赴台湾巡演。在临行前北京音乐厅的一场音乐会上,我又一次听到勃拉姆斯/勋伯格的《G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在音乐会上,这已经是第四次聆听。时至今日,我总能回忆起当初的神思恍惚与似梦非梦,一个乐迷的幸福真是来得有点措手不及,甚至有点山呼海啸。这一切毫无疑问当拜中国爱乐乐团所赐,它和它的孪生兄弟北京国际音乐节彻底改变了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存在样态,这种影响也渗透到台湾及香港。这是一番迎头赶上的场景,连我们的近邻日本与韩国都有些始料未及呢。2000年,不单是中国爱乐乐团诞生“元年”,也是中国职业交响乐团诞生“元年”。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以中国爱乐乐团为核心的中国乐团“矩阵”,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和影响力。高质量音乐会的场次,国际音乐大咖名家的密集登场,不胜其数的“首演”曲目,已成潮流的“委约创作”,日益频繁的出访交流,这些率先发轫于中国爱乐乐团的“良性循环”,无不接移到其他乐团身上并呈“常态化”趋势,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爱乐乐团在走过的二十年岁月里最可称道的“功德”。

2001年乐团与谭盾合作

2003年北京国际音乐节与薛伟

2003年爱乐四重奏组

第一个十年,中国爱乐乐团如日中天,被乐评高赞,被光环围绕,被上级呵护,被同侪羡慕。我为乐团主持编辑了一本画册,冥冥之中像是一次“还愿”。随着我的人生蹉跎,职业更替,我不知不觉游移出这个不断释放出巨大能量的“矩阵”,我从参与者转化为“旁观者”,从置身其中的陶醉者,变身不以物喜己悲的普通受众。我对中国爱乐乐团的评论不再代入感情色彩,眼见它砥砺前行,一次次奋力突破瓶颈,我的理解与共情变得越来越客观,也越来越有价值。

2008年乐团造访梵蒂冈

在中国,持续而持久地做好一件事情本来就难,一个又一个既定目标的抵达,不断地完成自我超越,接下来的步履尤其难上加难。问题是,当所有的进步成为必然,一切的辉煌都司空见惯,热点便无从点燃,喝彩也失去聚焦。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果不是又一个十年节点的临近,有谁会想着再次回头盘点看似笔直的来时路?全球巡演好评如潮,演奏曲目库无限扩大,音乐会主题设计越来越创意自主,音乐风格的把控驾驭越来越实现自由,这些,记者反复写过了,乐评再三Copy了,领导也一遍遍表扬了……难得有人问一句:敢问路在何方?

本来应当保持一个平稳状态,与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音乐生活亲密共存,与爱它的乐迷水乳交融,通过会员制、捐赠制、基金会制,铺就出一条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通途,然而我分明感觉到了乐团前行的步伐开始犹疑了、疲倦了,十年前的勃勃生气已成稀缺,许多精彩而宝贵的音乐盛宴喝彩者寡。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影响到音乐厅的气场,我听到的乐团声音分明更成熟,更老辣,乐句的塑造更有个性,和声也更高级,为什么我每次去听音乐会,都有唤回二十年前那种风采的念头。

中国爱乐乐团的创始基因,除了灵魂人物余隆带来了专业素养和艺术品味,还来自一批抱怀赤子之心又不乏专业素养的资深爱乐者,他们参与了乐团的创建和前期管理,从照搬世界名团经验,到加入中国特色的尝试,二十年的推陈出新,二十年的层楼攀登,始终恪守的都是专业崇拜与职业精神。无论是乐团的音乐季,还是一年一度的音乐节,我们总是能够听到原以为听不到的作品,与国际乐坛同步的作品。这就是尊重艺术规律的结果。音乐史的存在方式,主要是作品谱系的不断扩充,而所谓音乐市场,在这个维度上永远是滞后的。如果没有高屋建瓴式的引领,没有力排众议的艺术坚持,中国交响乐作为一项事业的发展,绝对达不到如此迅捷的地步,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中国交响乐作品的创作高潮与乐团发展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在此不赘言。其实,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爱乐乐团曾多次做过开拓市场的努力,将运营发展列入重中之重。但是乐团从未向市场卑微过,屈服过。即便正常音乐季之外的附加商演和堂会,也向来保持一定水准。须知中国爱乐乐团的余隆和李南都是自尊心极强的艺术家,也是对别人对自己比较狠的管理者,他们以专业与铁腕治团,以人格魅力和艺术激情为感召。在我意识到二十年走来的“精气神”不如从前之时,却不由猛省,在如此大环境和条件下,能够一路前行捱到今天,难道不正是精神的力量在支撑他们吗?
我和李南及余隆已经数年没有过交流,恰逢互联网时代鼎盛时期,音乐的“得到”变得空前容易,一切恩惠都可以麻木不仁。我们享受二十年与全球同步的丰盛艺术滋养“红利”同时,却不知不觉地导致精神出现“亚健康”症状,罹患心灵的“厌食症”。当其时也,新一代爱乐者完美错过音乐的“饥荒”年代,经mp3的压缩声响造成的“营养不均衡”与听觉先天不足,正日益普遍地损伤我们的耳朵和感知。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与可期许性,当又一个十年之期倏忽而至,千年不遇的人类灾难却瞬间蔓延,演艺行业遭受重创,盛大的庆典无奈被推迟到乐团诞生的第二个节点——二十年前的首演日,好像天意赋予了一次“凤凰涅槃”的机缘。
这次“涅槃”,不是什么“浴火重生”,而是该当换种活法。至于什么“法”,作为旁观者,继续追随,并拭目以待。对中国爱乐乐团的个案研究,便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发展事业的一次梳理和活态分析。我常说管理乐团和管理足球俱乐部大概异曲同工。当鄙国足球日益没落,继续刷低下线,我们的乐团却只用不到二十年时间就跻身世界一流,或许是昙花一现,或许尚存更大上升空间。但是,足球和古典音乐,从来无法做受众的调和,就艺术高度而言,两者却可以臻至匪夷所思的终极之境。总而言之,光靠自身的努力及严格要求,远远无法取得最后的成功,足球如此,音乐如此,交响乐团更是如此。
抛开十年、二十年不谈,我实际期待的是另一个节点——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落成开幕。那将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或许在这个举团上下梦寐以求的“大本营”里,一个职业乐团能够如想象般按设计好的状态生存,能够化解一切纷扰,不再有排练及演出场所的后顾之忧,不再有乐器存放与运输的混乱及忐忑,忠实的会员拥有自己的家园,室内乐和小型Recital成为乐迷的日课,线上线下都有传播音乐的课堂,“从娃娃抓起”的音乐亲子课,也能幸运地得到各类音乐家的亲临指导。说来令人唏嘘,简直难以想象,二十年的走过,排练场所硬件条件忝列倒数,没有自己的固定演出场所,财政支持更是被一个又一个后发力者拉开距离。这些辉煌下的阴影,该是被阳光驱逐的时候了。

促使我构思这篇文章的契机,是圆号首席贾辉猝然病逝的噩耗。我与贾辉不熟,曾经撰文不点名批评他一次音乐会的失误。回首二十年,一个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对风华正茂的一代人来说,便意味着一辈子最好的时光。中国爱乐乐团横空出世二十年,自身进境堪称奇迹,对中国音乐生态的改变也必将彪炳史册。这是整整一代人的付出换来的伟业。如今,余隆和李南都老了,一大部分人退休了,一部分人离世了,离世的人,名字不是“辉”(贾辉)就是“明”(庄玉明、马晓明),他们才是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光明的燃烧蜡烛,二十年的加速燃烧,使光亮格外炫目,火力旺盛不见衰竭,它不是孤独地燃烧,其所照之处必将阳明通透,和光同尘。